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博士后刘亚刚《康熙朝士大夫书法鉴藏活动研究》一书入选北京市文联“青年评论家丛书”，于2021年元月出版。此书系在刘亚刚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入清之后，晚明固有的书法鉴藏格局被打破，大量的古代书法经典从以南方旧族为代表的藏家手中流出，出现名画满市的现象。康熙朝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借此时机，积极投身到书法鉴藏活动之中。他们得到皇帝的支持和鼓励，通过品鉴、题跋、收藏和著述等活动，推动了书法鉴藏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名扬后世的鉴藏家。刘亚刚《康熙朝士大夫书法鉴藏活动研究》围绕康熙朝南书房士大夫群体的书法鉴藏活动展开研究，以他们的视角构建起康熙朝书法鉴藏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对为何在此一时期能出现士大夫这样一个群体成为书法鉴藏主流的现象给出解释。

序

朱天曙

一部中国书法史，包括字体演变史、风格嬗变史、艺术流派史、书法鉴藏史、国际传播史、书写工具史等丰富的内容。其中，书法鉴藏的历史十分悠久，“鉴”包含鉴赏和鉴定两层含义，鉴赏重在品评优劣，鉴定重在真伪鉴别。“藏”主要指藏家的个人情况和他的收藏情况，以及作品本身的历代递藏过程。近年来，随着书法史研究地发展和深入，书法鉴藏史的研究不光关注作品的真伪，而且也转向关注作品的递藏研究。作品递藏过程中的藏家交游、藏品的交易方式、价格、展示与品评等方面都成了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样的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书画艺术本体，而是由艺术风格的研究转而偏向艺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关照。刘亚刚的《康熙朝南书房士大夫书法鉴藏活动研究》一书即属于此类研究。

康熙朝士大夫群体积极参与古代书画的鉴藏活动，并将明清易代之际散落民间的名家巨迹收入囊中，成为中国书画鉴藏史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其中，以南书房的士大夫群体最为突出。南书房始设于康熙朝，一直延续到清末。康熙帝励精图治，试图扭转因明亡和满族统治给汉族文人带来的反清的情绪，设立南书房是其重要文化举措。南书房设立之初，康熙帝本着选择博学之士陪伴自己读书的目的，以“博学”和“善书”作为入直南书房的条件。因此，南书房士大夫群体便与书法鉴藏活动有了天然的联系。但因南书房为非正式的机构，且设于内廷，士大夫们与政务相关的信息多涉及机密，因而关于南书房的的材料并不多，历来学者关注也不够。亚刚在此书的研究过程中，细致爬梳了康熙朝南书房士大夫的相关史料，对南书房士大夫的日常事务、管理、品鉴和收藏作品等细节作了具体考订，重点考察了以高士奇、张英、王鸿绪、徐乾学、王士祯等文人为代表的南书房士大夫如何参与南书房内外的书法鉴藏活动，并以此群体为中心，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康熙朝的民间收藏活动，从地域、心态、著述和书风等方面探讨康熙朝书法鉴藏活动的现象与特点。

对南书房士大夫书法鉴藏活动的研究需要在整个书画鉴藏史中找到精确的定位。亚刚在这本书中认为，历代对古书画经典之作的收藏，宋元主要在内府，明代中后期以来主要集中在私人，并以富商巨贾和家族收藏为主。随着明清易代出现孙承泽所说“名画满市”的现象，清初新兴的士大夫参与古书画鉴藏并成为鉴藏家中的重要力量。他在书中尝试解答“是什么样的环境促使康熙朝数量众多的士大夫投身到书法鉴藏活动之中”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无疑，南书房士大夫是研究的中心，康熙帝是研究的关键。因此，理清君臣、南书房士大夫内部、朝野之间三种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亚刚在研究中，不断变换君臣双方的立场，探究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相互影响。其中，南书房的布局和时间、赐观内府所藏、君臣间的鉴藏活动、康熙皇帝对待书法之心态等讨论，尝试围绕君臣鉴藏活动的互动关系展开讨论；南书房内士大夫间鉴藏的具体活动和鉴藏群体的个案分析，试图探讨南书房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南书房士大夫交往中的鉴藏活动、地域、著述和书风等分析，围绕朝野之间的关系而展开讨论。以这三种关系作为研究视角，不断转换变化，渐而使清初鉴藏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我们还可以看到，亚刚对清初鉴藏过程中许多具体问题的探寻。南书房士大夫有哪些文人？他们曾经经手了哪些重要的藏品？哪些藏品曾在南书房士大夫群体中递藏和鉴赏？康熙帝对他们的鉴藏活动持怎样的态度？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琐碎的、具体的，但又是研究这个题目绕不开的话题。因为史料的不足和零散，要回答这些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本书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出他从具体问题向宏观书画鉴藏史的思考。他对南书房士大夫地域性特点的关注，对明清易代之际鉴藏史转变的理解，对大量古书画从南向北移动原因的探析，对康熙朝书法崇尚董其昌的原因解析等，都提出了个人独立的意见，不同于前人的泛泛之论。他在梳理了书画鉴藏类著述的编写体例之后，认为高士奇《江村销夏录》重视亲见和客观记录的“江村体”是顺应此类著述发展的趋势，并成为康熙朝多部同类著述体例的最优者。还提出吴其贞、顾复等人注意到的大量古书画从南往北移动，考察藏品的去向后，他发现这些藏品大多依然被南方人所收藏。因而他提出从南方旧族向新兴士大夫阶层转移的看法。南方的南书房士大夫将南方流行的董其昌书风带入内廷并影响了康熙帝，进而使得整个朝野书法崇尚董其昌，为康熙朝崇董书风的兴起给出了更为合理而深入地解释。

亚刚的这本书，是在他2019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指导教授是叶培贵先生。2019年，他在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北京语言大学，在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随我继续从事中国书法鉴藏史的研究，并以《吴其贞< 书画记>与明末清初的书画鉴藏活动研究》为题，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如果说《南书房士大夫书法鉴藏活动研究》关注的是清初官方的、高层的士大夫群体鉴藏活动，那么，他关于吴其贞《书画记》的讨论则是关注民间文人和书画商人的鉴藏活动，这是对同一时期不同群体鉴藏活动研究的深入开展。这种细致深入地研究，一定会推动清代书画鉴藏活动乃至中国书画鉴藏史的研究走向深入。

亚刚此书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有幸入选北京文联“北京青年文艺评论丛书（第四辑）”出版，作为合作导师，我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二十年前，我从事清初艺术鉴藏家周亮工研究，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深入的。近年来的书法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研究方法也越来越丰富，我希望亚刚能以此书为新的起点，将传统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方法和当代艺术史研究新视野相结合，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以专驭通，以实实在在的专题研究推动中国艺术鉴藏史的深入研究。

2020年10月23日于京华熙云馆